108岁学者杨敬年：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
杨敬年近日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摄
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
108岁的经济学家杨敬年安静地坐在沙发里，半合着双眼。黄斑性病变已在七八年间逐步偷走他的视力，105岁时的一场肺炎更彻底搅乱了他的时间表——此前，他一直在每天凌晨3点醒来，投入一整天的读书、工作。如今，这些都变得过于困难。
86岁，杨敬年从南开大学的讲台上退休；88岁，他写完20多万字的《人性谈》；90岁，翻译了74万字的亚当·斯密《国富论》，16年中连印16次，成为学术畅销书；95岁，他重新修订这部译著，增译6万字；到100岁时，他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《期颐述怀》；105岁《人性谈》再版，他“在头脑里头修正”，口述了一万多字的改动；他最新的作品是不久前口述完成的一篇长文，以读者和译者的身份，回忆自己与今年119岁的商务印书馆之间长达90余年的往来。
现在，杨敬年安静地陷在沙发里，像本历史书，也像一本有关人生的哲学书。他已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站立、行走，但还能信手拈来四书五经、李白杜甫的句子，随口背出朋友的手机号码，说起英文也还像在牛津大学时一样漂亮。他已不能自行读书看报，但还每天请保姆为自己念书，上下午各半小时到一小时。他的听力还很好，但在谈话中，不时要抬起一手，捂住一只耳朵，阻止声音刚从这边耳朵进来，就从那边出去。他已很难支撑长时间对话，在沙发上坐了半小时，便开始一点点地向一侧歪倒，但每个与他接触的人，都在他身上感受到生命非凡的力量。
“你在任何时间见到一朵花，那都是同一朵花。”当我们遗憾没能早几年、在他精力更充沛时造访，杨敬年年轻的朋友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关永强说，“现在，你会看到花盛开时看不到的、更耐人琢磨的地方。”
1945年冬，杨敬年于英国。
“我走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道路”
1908年，或者叫“光绪三十四年”，杨敬年生于湖南汨罗。在他出生一周前，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。
“我度过了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，20世纪是个不平凡的世纪。”杨敬年说。
作为学者，那是最好和最坏的时代。人类以往几代人的遭遇都被紧凑压缩进一代人的命运。新旧交替、中西碰撞，种种翻天覆地的变迁……对于一个家境贫寒、只能找免费学校读，又“没有其他兴趣，棋都不会下，只想求学”的年轻人，他的求学之路注定是多舛的。
1927年，19岁的杨敬年考入黄埔军校长沙分校。数月后，“马日事变”，国民党长沙驻军许克祥宣布反共，正醉心于共产主义、准备加入共青团的杨敬年愤而离校。
在贫困中为生计奔走数年，1932年，为免费读书，他考上国民党培养县长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，毕业后分配在江苏省民政厅，杨敬年没去。“只有我一个人没去，我的同学都是高官厚禄，我穷啊，有人劝我何必这样呢，这么穷还读什么书?我没有听。”
1936年，28岁的杨敬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，成为民国四大经济学家里的两位——何廉、方显廷的得意门生。他打算读完研究生就去考庚款留学，不料入学不足一年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他不得不中断学业、跟着老师们在国民政府工作了七年，直做到财政部秘书，相当于现在的司局长。
恩师何廉劝他放弃留学，“敬年，你年纪大了，劝你不必考留学了。如果你想搞银行，我介绍你给周作民，如果你想搞政治，我介绍你给陈辞修。”但他既不想搞银行，也无意搞政治。
1945年，已经37岁的杨敬年从孟买坐上去伦敦的轮船，他考取第八期庚款留英，成为牛津大学“哲学政治学经济学”(PPE)专业的新生。
六十年后，当杨敬年的学生孟宪刚想要写写自己的老师，他发觉人们对杨敬年的关注多聚焦于他跟命运的搏斗，忽视了作为学者，他一生为求知和自我完善所付出的不屈不挠的努力，“这是他‘夕阳红’的真正原因和内容所在，是他的‘大故事’”。
那是一种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的追求。“我走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道路。支配我的唯一动机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聪明才智。”杨敬年说。
他认为人生就是要追求更多的知识和更大的力量，即使危及生命、牺牲快乐也在所不惜。人类的进化就在于这种追求，它没有止境，“总会有些什么东西，值得为它活着。”
现在，他仍很怀念牛津时代精力旺盛、只需专心治学的日子，用“无忧无虑”和“最幸福”形容那段时光。“我们每人两间房，一间卧室，一间读书室。早晨，一个老头进来‘Good morning，Sir’，叫你起床，上午有女工给你整理被子、打扫房间。晚上，老头又来了，‘Good evening，Sir’，看你在不在房间。睡觉时，他来给你打开被子，‘Good night，Sir’。”
1948年，40岁的杨敬年在50%的淘汰率下拿到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，他研究政府分权问题的论文被认为“对知识有原创性的贡献并适于出版”。10月，放弃去美国工作的机会，他应时任南开大学校长何廉邀约回到南开。当时，天津解放在即，何廉很快远赴美国，临走前给杨敬年留了点金子，“敬年，你还年轻”。
护照就在手中，杨敬年可以说走就走，但他却心中窃喜：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来到了。”
这一年，杨敬年40岁。
1948年，杨敬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。
“逆境可以予人一种锻炼，况且有些道德价值，非在逆境中不能实现”
“您说能从逆境中挺过来是因为有自己的原则?”
1949年，杨敬年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财政系，成为该系首位系主任。他为此忙了一两年，招兵买马、安排课程，与中央财政部订立合同共同办学。
因为“想多搞点科研工作”，1951年，他主动请辞系主任职务，准备收好师生们赠予的“财政系开拓者”锦旗潜心学术。
那时，他的牛津博士学位已一钱不值，他说那就“重新来过”，自学起俄文，翻译了三部苏联学术著作。
但紧接着，1957年，49岁的杨敬年被划为“右派分子”，继而是“历史反革命罪”“牛鬼蛇神”“专政对象”……1974年，他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，自此卧床。1976年，他唯一的儿子又因急病离世。到1979年，杨敬年获得平反、重新成为“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教授，能名正言顺地从事教学科研工作”时，他已经71岁。
“能受天磨真铁汉”，杨敬年后来时常提起这句他的同乡左宗棠说过的话。这辈子，他挺过了命运的数番折磨，不是通过高举拳头，而是凭借一种强大的消化力，将苦难咀嚼。
“文革”中，有小朋友曾拦住他的路，问：“你是牛鬼蛇神吗?”杨敬年说，“是的”。又有小朋友问：“你今天当坏蛋了吗?”“当了。”“你明天还去做牛鬼蛇神吗?”“还要去的。”
也曾有悲观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摇摆，他说那感觉像独行于沙漠，面前不外两条路：要死还是活。他背诵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，觉得这么死“若九牛之一毛，与蝼蚁何异”?他靠毛泽东的话恢复心理平衡，“既来之，则安之，自己完全不着急，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，直至最后战而胜之，这是我对待慢性病的方法”，他把眼前的遭遇也当成一场大慢性病。他看到一幅苏联画作上巨石在海潮中岿然不动，想“我就是这岩石，我要做这岩石”。他甚至觉得这二十多年的苦难对自己不完全是坏事，因为“逆境可以予人一种锻炼，况且有些道德价值，非在逆境中不能实现”。
“我就觉得，党和人民，将来会给我一个公道。我也不管了，就拼命工作。”提起过往，108岁的杨敬年缓慢地、一字一句地说，“我读书是公费，劳动人民出钱培养的我，我总得做点工作报答他们。”
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里，他做尽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学术相关的事，包括翻译7部经济学著作、合200余万字，校审、定稿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。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能署名，很少甚至常常毫无报酬，“无所谓，只要能够工作”。
1976年，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，地面震动时，杨敬年守在已瘫痪的妻子旁边，“我心里非常安定，她已经不能动了，我不能走。要死，那就同死呗。”地震后，他们搬进地震棚，众人惶惶的夜里，杨敬年独自搬着凳子，坐到大树底下，借星月照明，继续翻译他的书。
学生张俊山记得，“文革”后，杨敬年自告奋勇为经济系77级学生开设专业英语课。结课时，他在黑板上写下这样一句话：“The drop hollows the stone，not by its force，but by the frequency of its fall”，意思是，滴水不已，阶石为穿。
这是一种信念。
2006年，杨敬年98岁，学生杨雁征摄于南开校园。
“一个人的浮沉荣辱和成败得失，在宇宙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”
平反后，年过七十的杨敬年决定要再工作20年。
他给学生和青年教师讲专业英语，从70岁讲到86岁退休；又在国内率先开设发展经济学，编写教材、撰写专著、培养硕士生，把这门课程引入中国。他出版《人性谈》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，提出世界一切动乱的原因在于两个根本问题：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，认为人性有善恶，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，坏的制度则让好人变坏。
1983年，我国首招博士研究生，75岁的杨敬年因超龄没有评上。到1994年退休，他共培养硕士生20名。
杨敬年说，跟培养了几十名博士生、出版几十部专著，发表几百篇论文的教授相比，他真是自惭形秽，“然而我却是用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了”。
总有人为他鸣不平，但他觉得“一个人的浮沉荣辱和成败得失，在宇宙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”。
80岁时，杨敬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有人说这是作秀，他回答“你不了解我”。
1998年，还在大学二年级的关永强听了杨敬年的一场讲座。让他印象最深的，是两小时中90岁的杨敬年始终站着，“这是一种老师对学生的尊重”。2004年，为了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历史，关永强多次拜访杨敬年，“每一回，他都送我们到楼梯口，一直站在那里看我们走下去。那时他都96岁了，而我们只是很普通的学生。”
商务印书馆编辑宋伟说自己是“杨老师学生的学生的学生”。杨敬年为他们译过书、写过导读。商务印书馆出版巫宝三的《中国国民所得(1933年)》时，找不到合适的人写序，“杨老为我们请到了陈宗胜老师，陈老师做过南开经研所所长，也是天津市副秘书长，以我们的能力是没法约到这样的专家的，这让我们非常感动，杨老师总是特别为别人着想。”
对于这些，杨敬年的“老门生”们早有感触。南开77级经济系的学生曾在一起交流，许多人都觉得杨敬年对自己十分照顾。“如果大家都这么感觉，那么杨先生为我们大家曾经是怎样的付出就一目了然了。”学生李忱说。
“杨先生是我毕生的老师”，在美国的邹玲至今每周都要给杨敬年打电话。38年前，因为跟不上专业英语进度，她到杨敬年家中辞课，惊讶地发现自己70岁的老师正在学法语，每周两次课，每天背单词。“难道你会输给我这70岁的老人吗?”杨敬年问，“以后有什么问题，欢迎你来我家，我会给你解答。”
“杨先生70多岁学高等数学时对我讲的那句‘只要开始，就永远不晚’，不仅是我的，而且已经成为我儿子的座右铭了。”学生赵津说。
“我说我有个自画像，你不要超过它”。杨敬年的自画像是：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。冯友兰在《新事论》里说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几千年，是因为有两个特点：一是把道德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，一是满不在乎，“我就是这么一个人”。
现在，108岁的杨敬年每天早起依然要背几首古诗词，他最爱杜甫，尤爱《秋兴八首》。每天晚上，他还是要听新闻，从《共同关注》到《新闻联播》。几个月前，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刚颁给他一个荣誉院士的称号，以表彰其终生对学术的贡献。
而当被问及如今思考最多的问题，杨敬年说：“我还是在想，中国的未来”。